冯友兰先生曾提出了一个后来被普遍接受的观点，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可分为信古、疑古、释古三个发展阶段。李学勤先生在《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》（收入《夏商周年代学札记》）一文中对此作出了解释：传统的古代观是信古。由于信古，使人们对现代的思想观念不易接受，于是便出现了疑古思潮。毋庸置疑，疑古是有利于现代化的输入的，但由于疑得太过了，便需对古进行科学准确的解释。只有进行“释古”，我们才能对古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才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全面、深入的了解。就是说，要想真正地认识古代，必须走出疑古时代，静下心来，做好“释古”的课业。由李学勤先生所著、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夏商周年代学札记》（以下简称《札记》）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。
《札记》是《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》之一。
李学勤教授作为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首席科学家、专家组组长，自一九九六年五月“工程”启动以来，潜心课业，撰写了多篇研究札记，内容涉及历史学、文献学、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历史地理学、天文历算等等方面，涵盖了“工程”的诸多领域，既细致入微，又高屋建瓴。上下千载，往来古今，其观点明晰，见解精微，对“工程”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。
李先生的札记绝非空洞无物，而确实是具体而微，言之有物。如其对“三焰食日”卜辞的辨误，《英藏》月食卜骨及干支日分界，由蔡侯墓青铜器看“初吉”和“吉日”等等，都是极具体甚至是“微小”的研究对象和课题。研究者都能够深入探讨，细致考证，不以小误铸大谬，渐深渐远，终有所得。其治学的严谨由此可见一斑。
再就是李先生在研究过程中所涉学科之广泛，亦令人瞠目。仅以《论西周郑的地望》一文为例，便涉及了历史地理学、考古学、古文字学等诸多学科领域，皆举重若轻，信手拈来，其学识之渊博，运用之自如，实在令人钦羡。这也是实施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研究所必须掌握与运用的，即光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不够的，若无自然科学知识与方法与之相配，这种断代研究亦是难有建树的。
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“释古”的目的不仅仅在于“释”，“释”只是一个手段，是一个理解与认知的过程，其最终的目的在于理解历史，把握规律，面向未来。李先生在“释古”上可以说是呕心沥血，下了绝大的功夫的。也可以说为如何释古、如何正确地理解与把握从“信”到“疑”再到“释”的古代观变化过程开辟并铺平了一条正途。同时，他的目光却并未仅仅局限于过去，而确实是“以史为镜，面向未来”的。他在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迪》中谈到了如何在史学研究中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机结合起来，在《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》中又对二十一世纪的古代研究作了有理有据的前景展望。
《札记》集中体现了著作者学术研究的即时性成果，更体现了其研究的广泛性与深入性，便更具有了“博、大、精、深”的学术价值。
作“释古”的课业，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范本。
